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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抓住釣魚島的機遇(二)

何斯人
2011-02-04
日本雖則看來是打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旗號,但不少西方學者則認為,日本的社會結構其實比起社會主義還要社會主義得多。

日本的社會主義表現,主要源於封建幕府時代。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在其著作《武士道》中,有如下之言:「…在我們的封建制度處在生死存亡時,卡爾‧馬克斯(Karl Marx)寫出了《資本論》,提醒讀者研究封建制度的社會及政治機制的優勢,那時,只有日本還保留有這種制度。…」。

封建制度的主僕階級關係是不可轉移的,「食君祿擔君憂」、「君要臣死,臣不可不死」等這類封建思想,對於1911年(民國元年)前還是封建王朝統治的中國人來說並不難於理解,日本大企業以往普遍行使的那種終生雇用制,骨子裡就包含了封建文化。不管是幕府時代的武士或是今天住友商事的僱員,正如新渡戶稻造寫道:「武士道是一種不自覺的並且不可阻擋的力量,一直推動著國家和個人前進…」。

武士道的社會主義式意識形態具體地反映到日本現代社會為:(1)政府主導(重點支持鋼鐵業、造船業、汽車業及電子業等);(2)勞動力集中的保障(終生雇用制度);(3)財團間的傳統互相協調文化(也可以說是日本群體倫理體系的表現)。

然而,對於自20世紀80年代後的國際不斷變化,這三項核心價值已經愈來愈變得不合時宜,而且更成為了拖累日本的負面因素!

現代企業不能光靠政府的主導來進行而要由市場來決定,這也就要有適者生存的創新性競爭力。正如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的「創造性破壞」學說,創新畢竟是要打破舊有的樊蘺而站在「瓦礫」上來進行的。要推翻舊有價值,日本社會文化的空間卻是少得可以!

然而任何文化價值都並非能一朝一夕改變,支撐日本經濟背後的權威主義和群體倫理體系等傳統文化價值,始終是日本揮之不去的關鍵因素。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戰後日本經濟由於還是小體系,沒有這種封建文化便難以崛起,正因為是適時,所以便適效。然而當日本到了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巨無霸之後,日本企業便像連環船般被綑縛在一塊,要想轉個方向恐怕也不容易。財團間互相協調的傳統文化,更製造出了不少所謂「彊屍企業」(這具體表現在日本經濟泡沫爆破期間,企業破產卻出乎意料地低),這種相互救濟的「優良」倫理群體傳統倒反而成為了日本經濟復甦的「惡劣」絆腳石!

日本機構文化的兼容性較諸西方國家如美國企業來說要相對地低。美國企業的盈利中心很大比重在國外,如花旗銀行在國內外的風險對沖中,花旗60%盈利來自國外,50-60%的資產也在國外(這也說明了美國經濟為何能夠綑綁全球經濟)。對日本企業來說,不打破文化傳統的桎梏,就是明白了也是辦不到。歐美企業常取笑日本企業那種 ‘Gung Ho’ 式管理思維(management ideology),就正好是具體反映其兼容性的不足。

收益能力趨低,國民消費能力當然按比例的下降,惡性循環的「潘多拉魔盒」這樣便被開了頭!企業終生制這塊「貞節牌坊」最後亦被迫打破!失去了傳統終生制保護的日本國民,對消費更趨謹慎,企業產能過剩的骨牌效應危機遂逐步深化!

日本從1950到1975年可說是一個光輝燦爛的25年,其平均經濟增長速度高達達9%。可是光輝的25年過後,日本經濟增長曲線便開始見頂而下滑,其後每年平均增長只有0.5-1%。

日本企業不得不屏棄終生制,這正好反映出日本企業對賴以起家的核心價值觀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

日本的經濟泡沫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初爆裂,日本經濟經歷了二戰後前所未有的困境,至今仍然是沈痾難癒。我們常言「失敗乃成功之母」,然而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卻言:「成功乃失敗之母」(見拙作《代理人》文章曾引述)。日本的困局正是拜其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所賜。要轉身過來?一種文化結構的轉捩,恐怕也並非是三數年的事。

中國似乎早看穿了日本這個結構性的弱點,然而一直都苦無一個合適的機會來好好的發揮。釣魚島事件恰恰就給了中國這樣的一個機遇。日本這個民族和她的國家機器看來是注定要吃硬的那套,在釣魚島這次事件裡,中國一反常態地自始至終都態度强硬相信就是最佳的解讀。

抓住釣魚島的撞船機遇(可能是製造的機遇也說不定),也許是中國調整了思維後「不得以而為之」的最新做法。從溫總過往數番訪日的行動中,在日本國會演說以至「粉墨登場」地穿上全套棒球服來作秀,雖然討好但作用始終並不明顯,尤其是日本首相如流水行雲般地更替。


日本社會無論於首相、國會、黨派以至各界領袖似乎都沒有很强的凝聚本事,這種情況日方在辦事情方面一則缺乏統一的方向感,更重要的是中國很難制訂對日的外交策略。不僅中國如此,就是美國也碰上同一的問題。沖繩的普天間美空軍基地移交問題不也讓美國頭痛?當然,美國這個政治老手最後還是用上了硬的一套:以中國軍事擴張來威脅日本的就範!中國這個「好學生」那能不馬上學習?

日本政壇缺乏凝聚力不僅是政壇自始至終缺少了凝聚力强人,政黨的頻密交替固然亦是主因。不過這只能說是「果」而並不是「因」的問題。有趣的是,曾被《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評選為「全球五位管理大師」之一的大前研一教授,在其新作《低智商社會》一書中,居然不謀而合地一針見血解釋了日本社會這種現象的「因果」。

這種因果癥結,用大前研一書中的話來說:「…近這些年來,我很明顯地感覺到我們日本人正在變得不善於思考。雖然說出來不好聽,但我不得不說日本人的整體智商正在顯著下降…日本現在變得安於現狀,阿Q精神十足。從泡沫經濟崩潰開始算起,日本這種安於現狀的狀態已經持續了十七八年,以至於現在日本沒有任何緊迫感,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是如此,甚至國民們也是極其麻木、懈怠…我感覺特別是這些年,在日本,放棄使用大腦的人,也就是‘不進行思考的人’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加…」

從本質來說,日本人就是「小島小國小民」心態,自從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日本一躍而成為了國際列強。傳統文化令日本人刻苦堅韌,但亦讓日本人始終擺脫不了狹隘的心胸(老友汪兄言曾在北海道被計程車二度拒載),國際地位的日隆更深化了日本人的那種頑固和自閉(當時列強中只有日本人是唯一的亞洲人)。日本人深信國際地位是拜天照大神傳統的大和文化所賜。不過,另一方面日本人卻又有耻於為亞洲人的心結,畢竟亞洲人在當時只是一種貧弱無知的代名詞(如中國人是東亞病夫,其他如印度等更不堪言之)。

今天在這種文化心理的累積反差下,加上在經濟、政治及軍事的現實中,確實難以令日本在中、美二大國的「築牆」與「拆牆」(圍堵與反圍堵)搏奕中取態。釣魚島給了中國一個機會來借題發揮以實力相逼,亦被美國利用了中國逼迫的機會來擺平一些日美之間存在及將來的利益矛盾(如空軍基地問題及加碼購買美船艦飛機等)。

不光是俄羅斯總統梅德偉傑夫利用形勢來北方四島掏它一把政治資本,就是連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等也利用形勢,伺機來掏日本的一把(例如稀土買賣)。

「始作俑者」的日本,軍事上要依賴美國,經濟上要依賴中國,背著新舊文化的矛盾包袱,還被夾在「築牆者」及「拆牆者」的戰陣之中,而且更帶著未有深思熟慮的頭腦來盲動,就正好像未經練歷的富孩子走進了惡人谷那般,必然要處處被勒索而交上昂貴的「保護費」!這種情況真令人聯想到昔日列強在滿清「天朝大國」土地上爭風呷醋的味兒!

今天處於狹縫之中的日本既要利用中國崛起的經濟來强化自身,亦不得不受美國的牽制來行事。釣魚島對日本來說基本上算不了是甚麼,但守不住這個尊嚴卻更難凝聚國民。

中國這一撞船事件,一方面是衝著日本而來,一方面卻是衝著日美的同盟關係。日本最終還是要被迫取捨,要麼淡化日美同盟關係來爭取日中實利,要麼繼續陷入毫無實利的日美關係而走向經濟下坡。相信釣魚島一類的事件,日後仍會繼續發生,日本政壇始終要找出平衡點,不然日本將成為中美的圍堵與反圍堵政策磨心而無法自立。

日本在二戰後被美國以交還日本主權為由所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使美國在釣魚島事件後一再有所發揮,甚至把尖閣諸島(釣魚島)的主權主動而又高調地向日本及國際間强調,美國這著先聲奪人的棋步,實在令日本政府再也含糊不得,不伴隨美國在黃海的軍演及向美國購買武器(甚至由美軍主動安排空投假想釣魚島的軍演和改編自衛隊)等行動,日本政府實在難以交待國民。

美國針對中國,中國當然明白,然而這次美國費這麼大的勁來針對中國,「項莊舞劍」其真正目的旨在再把日本(甚至韓國)套牢。美國一方面繼續其東北亞的圍堵大策略,同時當然也要賺點軍火錢來幫補經濟。美國的如意算盤正是一石二鳥,甚麼「重返亞洲」之强言,也得要看看腰包。中國在日美黃海軍演反應不强,相信亦洞悉美國的真實意圖。

日本被美國的「劫持」著實是動彈不得,中國亦希望通過事件讓日本政府充份理解到這種被動的實在性,相信日本政府以後將更積極地尋求解除被美國的「劫持」。「走廊外交」其實只暴露出日本政府所焦慮的「冰山一角」而已,日本跟著美國走,不僅要繼續「破財」,更重要的是將喪失去坐「中國順風車」所帶來的經濟復甦機會!這才是日本真正要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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